[转帖]侠比武应该更为重要

titanic

　　人世间纷纷扰扰，善不一定有善报，恶不一定有恶报。
　　情形往往与我们的理想相反：那为恶的，荣华富贵，鸿运高照；那为善的，坎坷潦倒，穷途末路。
　　还有，损不足而奉有余，等等。
　　人世间的不公比比皆是，我们可以隐忍，也可以抗争。然而，无论怎样隐忍，无论怎样抗争，年年岁岁，不公是从来不会消失的。就像大地有高山平原、湖海江河一样，人世也永远不会有完全的平等。
　　然而，人心会有不平，会有向往，会有憧憬。
　　于是，“侠客”诞生了，“侠义”的传统形成了。
　　在不公的重压下，纸上的侠客，如同一剂清凉散，带给读者的，是短暂的解脱。超人的武艺，高洁的情操，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为朋友两肋插刀，诸如此类，实在美丽动人，让读者洞见到人性中清纯的一面，更让读者感到人间自有正气在。
　　侠义精神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，已成为中国民族精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　　壮游在《国民新灵魂》一文中，认为“游侠魂”是中国国民之魂中的五大原质之一。他进一步分析侠义精神的内涵：“重然诺轻生死，一言不合拔剑而起，一发不中屠腹以谢，侠之相也；友难伤而国难忿，财权轻而国权重，侠之相也。”
　　吴小如则提出侠义传统有三个特征：“一是有血性，有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感；二是言行深得人心，有群众基础；三还要有超人武艺。”（见《说（三侠五义）》）
　　陈山将侠义传统看作“中国民间社会独具的完整的文化精神体系，就基本体看，它至少应包含以下三方面的内容：对于社会公正、社会正义的朴素的政治愿望；以侠义为核心的民间社会的道德系统；敢说敢做、表里如一的人格精神。”
　　新派武侠小说都继承了上述的侠义传统，或者说，都将传统的侠义精神重新发扬光大。这是它们之所以吸引现代人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　　阿诺德·豪泽尔认为：“通俗艺术的目的是安抚，是使人们从痛苦中解脱出来而获得自我满足。”一位名叫“月湖渔隐”的民间文人在《七剑十三侠》的序中说：
　　“于世风颓靡中得几个侠士，以平世间一切不平事。”
　　回顾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，其间的痛苦、不平，可能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，西方列强的征服、蹂躏，打破了五千年的平静与和谐。祖国土地的被割据，民族尊严的丧失，上海租界公园门口“华人与狗不得入内”的招牌，曾深深地刺痛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。这是在中国的土地上，然而，中国人却被视作狗，甚至连狗都不如。就像一位诗人沉痛的吟咏：

　　中国中国你剪不断也剃不掉，
　　你永远哽在这里你是不治的胃病，
　　——芦沟桥那年曾幻想它已痊愈。
　　中国中国你跟我开的玩笑不算小，
　　你是一个问题，悬在中国通的雪茄烟雾里。
　　他们说你已经丧失贞操服过量的安眠药说你不名誉。
　　被人遗弃被人出卖侮辱被人强奸轮奸中国啊中国你逼我发狂。

　　当武侠小说中的侠客飞檐走壁、武功超群，一出手就撩倒一大片之类的景像频频出现，受尽西方霸权欺压凌辱的中国百姓仿佛出了一口恶气；同时在中国武功的神秘幻觉中，享受着片刻的胜利者的喜悦。
　　七十年代以来，更有大量的香港武打电影，是以近现代中外冲突为背景的。由于武侠人物的精湛武艺、不屈不挠、精忠报国，大大缓解了长期在屈辱状态中的中国人的心理重负。在如梦如幻的武艺演绎中，抒发的乃是现代的中国人的愤怒，以及恢复旧日光荣的梦想。
　　这可能显得相当浅薄，甚至庸俗，但却是最真实的群众心理。
　　更为重要的是，西方的精神渗透造成了中国文化的衰败，从观念到生活方式，淹没在“西化”的浪潮中。渐渐地，许多中国人遗忘了自己从何而来，当然也就不知道要往何处去。
　　大约从六十年代开始，诗人们开始缅怀起唐朝的江南，古典的莲花，那等在水边的容颜，……那清纯的中国式的美感经验。在古典意象的营造中，摆脱支离破碎的现实引致的无序和创痛。借着文字，借着武侠小说，许多人回到了中国，回到了诗意的中国，那失落了很久的，埋藏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中国。
　　而武侠的回归则始于五十年代。金庸、梁羽生的小说出现在殖民地的香港，首先是在海外的华人圈中引起反响和热爱。很多读者都认为，金庸、梁羽生的作品如同一座桥梁，在断裂的河岸架起，使他们得以走到那失去了联结的传统。
　　越来越多黄皮肤的身体披上西装，越来越多黄色的手指握着钢笔，越来越多的好莱坞影片占据着黑色的眼珠，越来越多的人在西化的潮流下随波逐流，越来越多的人渐渐丧失了自我的本性。
　　金庸、梁羽生的武侠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——那是一张张清新而健康的面孔，以及一颗颗纯洁的心灵；那是缀着竹、梅、莲、青山绿水、西湖太湖、天山、昆仑山、长白山等等景致的场面，是最中国最母亲的山川；那是充满着中国的音乐、技艺、色彩的空间，穿着汉服的男人与女人，生命开放如同阳光、花朵，散发的是侠义精神的芬芳。
　　在道德腐败的年代，在唯利是图的岁月，这些武侠作品告诉我们另一类原则，那就是侠义的原则，人之所成为人，不在于他的权势或金钱，而在于他的精神、骨气。为了名誉，为了友情，为了国家，为了所有美好的信仰，人可以牺牲生命，而不能为了一己的私欲苟活于世界。人不应当琐屑、怯懦、狡猾，而应该开朗、豪爽、真诚，堂堂正正，活出人的韵味来。
　　传统文化的式微，国运衰败，道德堕落，为武侠小说中的侠义传统提供了一种被广泛接受的契机。
　　当然，每一位作家在抒写侠义传统时，都会有不同的风格。梁羽生笔下的侠客，以及这些侠客所体现出来的侠之品格，无疑包含了上述侠义精神的共性，但也有他个人化的痕迹。
　　梁羽生特别强调“家国意识”。他大多数小说的背景都处在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时代，作为一名侠客，他首先要承担的是拯救国家的责任，其他的一切，都是次要的。那些侠客们总是风尘仆仆，东奔西走，或组织义军，或劫取皇帝的贡物，或深入敌人的都城，刺取情报。
　　例如，张丹枫看穿父辈为一家一姓争天下，不惜借助瓦刺的作法，是糊涂狭隘违反百姓利益的。在内忧外患的深重危机下，他凭着一身惊人武艺和滔滔辩才，肩负国家民族重任，奔波于塞北中原之间，屡建奇功。他胸有丘壑，却从不矫情饰俗。亦狂亦侠真名士，能哭能歌迈俗流，活脱脱勾出人物的精神风貌。他善哭能饮，教人想起同样善哭纵酒的魏晋名士阮籍，然而绝不似阮籍稽康的消极避世。他甘愿抛却富贵荣华，把祖传宝物地图献给于谦，以作捍卫国家的义兵军饷。
　　这些侠客崇拜的人物是岳飞这样的英雄。在有关宋代的几部小说如《武林天骄》、《联剑风云录》、《鸣嘀风云录》等，幕后的大侠都是岳飞。正是他的精神，无形地鼓励着那些活着的侠客前仆后继，为收复失地、重扬国威而奋斗。岳飞的诗《满江红》成为这些作品的主旋律，起伏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——北望中原，壮志昂扬。
　　然而，梁羽生毕竟受过近代思想的熏陶，他并没有如历史上的岳飞那样，对于皇帝无条件地服从。在梁羽生的作品中，侠客的家国意识中丝毫没有对于当朝政权的认同，他们所要捍卫、所要挽救的，乃是人民的国家，群众的国家，而非皇权的国家，或权臣的国家。
　　在梁羽生看来，真正的侠客是不会与官府合作的，他作品中的人物常常根据是否为官府作事而对别人作出判断，如果是为官府作事，就是“鹰爪孙”；如果没有为官府作事，就可能是“侠义道”中人。这是民间的是非标准，将官府与江湖视作二元对立的双方：官府是贪婪的，是阴险的，如现代人所说的政治是肮脏的；而江湖则是质朴的，健康的，富有人情味的。
　　梁羽生似乎没有写过一个好的�